昭通建飞中学举行文艺汇演

遂揭开又一次今古文争之序幕。

诗性伦理是关于伦理主体之建构的诗性言说，兴起于诗，确立于礼，而完成于乐。[31]《易·观》九五：观我生。

仁爱乃是先于主体性的本源情感，首先显现为爱人、利人的关怀情感，己与人之分在关怀中呈现为主-客架构。[68]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3]《大学章句集注》，朱熹注，《四书五经》（上），中国书店1985年，第2-3页。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主体性之道以复归本源为指向，体现在乐合同向仁爱的诗性回归中。

（一）礼：以义为质的伦理规范孔子的礼是指一套能普遍应用于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16]Slote, M., 2009, Comments on Bryan Van Norden's Virtue Ethics and Consequentialism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in 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8 (3).[17]现当代儒学的情感转向始于蒙培元的情感儒学。有这两条还不够，还需教育跟上，民众晓法，社会安定。

[9]法家韩非子曾将以吏为师予以明述。兔子在店堂里出售，人则袖手安然。他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每到此刻，旧王朝总是不顾衰朽，尽力避免重蹈覆辙，然最后仍在历史的潮流中湮没寿终。

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不仅如此，商鞅肆意鼓吹愚民、贫民、弱民论，欲使人民在法律世界中永处于被动无权、哀告无门的被执法地位。

民辱则对政府机关俯首帖耳。[8]由是促天下人知法守法，也使官吏不敢枉法。[43]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1页。后面的兔子归属已定，名分既具，人心自然不乱。

[18]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有关于性恶论的明确表达：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法官率先学法，又令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此即作为秦国策之以吏为师。这已和近代的法治相接近了。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

如李斯论：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草昧混沌如工具，是他们应有的状态。

皇帝和他辖下的官僚机构的作用在于匡正大自然的严酷，预先防范洪水与干旱、储备食粮。信用是精神建筑，由群臣共同建设。

贪官做坏事少了，农民受害减少，荒田可耕，草莱可辟。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无私剑之捍, 以斩首为勇。呆滞迟钝，找不到活路，就会静心田亩，垦草开荒。此所谓：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47]司马迁认为，如果说商鞅与其暴秦给后人留下一些什么，那么就是反面教材的作用。

[52]又认为：商鞅治国思想，其实质是：凿五刑, 为刻削, 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商君书·更法》）[8] 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14]商鞅主张在正名的基础上轻罪重刑。[38]什么是辱民，治民羞辱以刑以刑治民，则乐用，即利用国家力量，让农民受刑挨罚，不断地羞辱他们，剥夺他们仅有的自尊心。

秦的迫害阻抑了东周时期特有的百家争吗的局面，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此结束。在商鞅设计的法治社会中，独制合法合理，被得到确认与肯定。

遇大事游移不定，将无功而败。此外，商鞅又主张制民先于制敌，施愚民、贫民策以求弱民。商鞅强调：民不尽知，是一群天生认知程度不高的群氓。乱农农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于是改说富国强兵，统天下之霸道，孝公悦纳，起用商鞅。屠精英，毁经典，逆天下之正道。

它是最伟大的王朝，也是至暗的时代。除了法，还要有数与势的配合。

榨取其财，使其为贫民。[51] 《淮南子·原道训》。

他在《商君书·定分》中以街人逐兔为例，说正名与立法的关系：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四 千古功罪话商鞅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商鞅也成为中国思想史学上的重要思想家。[7]商鞅变法，颁魏国李悝《法经》而有增益。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商鞅思想既有承继传统的一面，而更大程度上是对黄帝以来中国先王圣贤思想的突破与再造，而采用这个思想的秦国也移风易俗、国从富强，最终并合六国，统一中囯。[32]这里，韩非子与商鞅看法趋同。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虐生灵，辱万众，逼人民于绝路。

而后人深思所得：秦王残暴的根源，全在一部《商君书》中。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